新闻中心讯 9月18日，我校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教师座谈会在逸夫科技楼举行。这是全校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要活动之一。校党委书记秦绍德出席会议，校长杨玉良主持会议并点评了每位教师代表的发言。
杨玉良指出，用教师座谈会的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第25个教师节，是学校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决定。他表示，过去60年来，我校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在于几代教师潜心笃学、安心育才，为各行各业培养了一批批国家栋梁；同时通过言传身教、薪火相传，形成、巩固、发扬着复旦师生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的学术精神和传统。他强调，在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举行教师座谈会，是为了继往开来，进一步弘扬笃学、育才的优良传统。
上海医学院闻玉梅、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锡圭、数学科学学院陈纪修、哲学学院俞吾金、上海医学院院长冯晓源、社会科学基础部顾钰民、历史学系傅德华、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曾璇、经济学院罗长远、复旦学院赵强等十位老师按年龄大小先后发言。杨玉良最后即兴发言，希望全校教师牢记为国育人、责任重大，注重德性、言传身教，努力把学生培养成学术高深、具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
这十位教师是我校各学科老中青教师的优秀代表，在各自岗位有优异贡献。有的潜心治学半世纪，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有的是“全国优秀教师”；有的带领基础课教学团队获得“优秀教学团队”称号；有的所教课程是全国精品课程；有的是全校研究生选出的“我心目中的好导师”；有的在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有的是女性教师优秀代表，有的是我校自己培养的青年专家；有的是全国优秀辅导员。各位教师代表结合本职工作，从实际出发，恳谈了治学经验和育人收获。
获得2009年“上海市模范教师”、“上海市育才奖”和“复旦大学师德师风优秀教师”称号的教师代表，优秀辅导员代表，有关职能部处负责人，以及机关和部分基层单位的教师代表，共70余人与会。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复旦大学教师座谈会发言摘录
大学有大爱，源于教师们的高尚品德和对学生注入的爱心。——杨玉良
杨玉良：我要说的，不是总结发言，而是一点个人感受。今天每一位老师的发言都非常教育人，都给我上了一堂课。我也是一名教师，今天的体会让我的感受得到升华。我要向大家学习。
我谈谈个人对教育工作的感想，实际上大家理解得都比我深透。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莱文森（D. J. Levinson）的《一个男人的生命四季》中，有两句话非常重要。第一句，早期成人阶段的一个关键任务就是要找到一名好的导师；第二句，一个成年人能够找到的最满意的工作，就是成为一名导师。我相信，“一个女人的生命四季”也一样。各位的发言和我自己的经历都让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身上负有巨大的责任。家长和社会把最好的学生送到我们手里，我们把他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是巨大的责任，也是高尚的工作。惟其如此，社会才觉得教师崇高，才会给予如此多的尊敬。
大学的教师应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社会认为大学是非常纯洁的。社会既然这么看待大学，实际上也是用高的要求，来要求大学里的教师，包括校长。哈佛大学的上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很能干，在学术和政府工作中都有极其出色的成绩，但因为诸多原因，担任校长短短四年后就陷入校内信任危机，被迫投票辞职。对他有各种评价，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缺乏大学校长应有的、足够高尚的德性，而他的失败就在于此。因此，德性非常重要。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一所大学的声誉哪里来？要有大师，要有美丽的校园，要有辉煌的历史，这些都对。但文章也认为，一所大学声誉的70%取决于他培养出来的学生。北京大学曾在国外的某个大学排行榜上排到全世界第14位。北大的教授说，如果按学术实力来评判，北大无论如何也到不了世界第14名。但这个排行榜看重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对社会、国家和世界起到的作用，所以北大在第14位。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一所大学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是蔡元培最大的贡献。
复旦也应如此。我们送出去的学生，不是简单被别人雇佣。从我们这里毕业的学生，其一言一行都要能够看出这所学校的精神和传统。他们的精神和传统从哪里来？一方面，是校内文化的传承。先贤名师的事迹和精神，在一代代学生、校友中口耳相传，这是一所名校真正的文化。另一方面，现在还在岗位上的教师，责任尤其重大。学校的精神要靠每一位教师，不分年龄、层次，从自身传递给学生。大学有大爱，源于教师们的高尚品德和对学生注入的爱心。我们确实该为我们是教师而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到责任之重大。
我们该感到，在教书的同时，育人是何等的重要。我们要以自己作为教师的正气来感染学生；我们必须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行为规范；同时，要教育学生关注脚下的这片土地——中国。你必须知道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反对你出去留学，但你应该保持一颗中国心。如果不能保持一颗中国心，那教育就非常不成功。我衷心希望，经过在座和不在座教师的共同努力，能够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学术高深、具有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这也是通识教育希望达到的。人文精神告诉你要有善和爱，科学精神告诉你要求真、求实，教师们言传身教让学生具有高尚的德性。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复旦大学就不愁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当了校长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到底在哪里？最后我得出结论，所有评估指标都是表观上的数字。世界一流大学不在于数字，而在于她的精神，并且通过一批批毕业的学生充分体现出来。某一项具体的成果只是其精神的体现。
今天的座谈会，我学到不少，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我相信在座的各位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也得到了非常多的激励和感动。最后，祝全校老师身体健康，国庆、中秋快乐！
我把学术规范理解为学术研究的生命线。—— 俞吾金
俞吾金： 2008年，由我领衔的外国哲学史课程被评为“全国精品课程”；同年，我和哲学学院的其他14位老师又入选“国家基础教学团队”。今年，我又幸运地入选上海市教学名师，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首先，要感谢哲学学院、教务处、人事处和学校领导对我长期以来的关心，其次，要感谢我的同事们长期以来的理解和支持，最后，也要感谢学生们对我授课内容和方法的认同和厚爱。我谈三点感受：
其一，努力提高本科生的学养。在我担任哲学系主任期间，对哲学系本科生的课程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经过历届系主任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效。2005年，我主持的《复旦大学哲学系课程体系改革方案》荣获第五届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从2006年以来，我坚持每年为本科生开设两门课程：一门是通识教育课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精读》；另一门是哲学学院的基础课《哲学导论》。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在一学年内会连着选听这两门课程。我不仅鼓励学生每堂课在课堂上和课间提问，而且鼓励他们在网上和我进行交流。
其二，努力激活研究生的思维。我们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建立了“系公共必修课”制度，打破了“马、中、外”之间的学科壁垒，大大拓宽了研究生的理论视野。我与刘放桐教授、黄颂杰教授每学年联合为研究生举办三个系列讨论班；我还为全校博士生开设了《当代思维方法批判》课，为本系博士生开设了《〈精神现象学〉解读》课。2006年，由我指导的徐英瑾的博士论文入选2006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迄今为止，它仍然是上海哲学界唯一的“百优博士论文”。我本人2005-2007连续三年荣获复旦大学优秀导师奖，1999和2005两次入选“复旦大学研究生心目中最受欢迎的十大导师”。
其三，努力维护教师的师德。无论是硕士生、博士生，还是博士后、访问学者，凡是接受我指导的，我给他们上的第一课都是如何诚实地做学问。我把学术规范理解为学术研究的生命线。我经常替学生修改、推荐论文，但从不在学生的论文上署名。我认为，教师应该有敬业精神，应该把教学理解为自己的志业，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我努力用这种精神来要求自己。每学期的教材我都会更新，每堂课我都会认真备课。当同学们以长时间的掌声表达对我授课的谢意时，我真的很感动，也觉得做教师很幸福。
主持人：因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去了哲学学院两次。我觉得，哲学学院的教学传统是一以贯之的。自俞教授以后，几任负责人不仅继承传统，而且在不断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教学工作搞好。
我想，如果要做到“潜心笃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先要对他所研究的东西真正有兴趣、有感情。—— 裘锡圭
裘锡圭： 这次座谈会定下“潜心笃学，为国育才”这个主题，我感到非常有意义。这让我想起了1952年进入复旦历史系，顾颉刚先生曾给我们讲过一次话。他给做学问打了一个比喻，说研究一个学术问题，就好比母亲孕育小孩的过程，很痛苦；但是问题一旦解决了，就能体会到把孩子生下来的那种愉悦。
我想，如果要做到“潜心笃学”，非常重要的一点，恐怕是先要对他所研究的东西真正有兴趣、有感情。我感觉在学校里，要使“潜心笃学，为国育才”能够真正成为一种风气，更重要的一点首先是教师本身要努力，要对他所研究的东西有信心和感情。
最近，我们招了一个博士生叫蔡伟，我感到蔡伟在“潜心笃学”方面确实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在读高中时就对古文、对中国古代经典非常感兴趣，因为太偏科，当时根本没有考大学的打算。他92年开始在橡胶厂当工人，94年下岗，此后当过临时工，摆摊卖过香烟。无论是在当工人上班期间，还是摆摊空闲时，只要有时间他就继续读古书。他不论在多么困难的环境下，都一直念古书，考虑他感兴趣的问题。他平时也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学了一点东西就改换门庭，到处找人。这是很可贵的一点。
蔡伟考上复旦的博士，和我们中心同仁对他的同情理解也有密切关系。他在辽宁的时候，跟我的学生陈剑和我们中心主任刘钊先生的学生董珊在网上有许多交流。他骑三轮车以后，非常劳累，回家没有力气再念书了，就感到很苦恼。他曾给董珊写信说明这些情况。董珊就跟刘钊先生联系，说如果不拉他一把，恐怕就前功尽弃了。后来主任也下了决心，跟学校提出来，是不是可以让我招他做研究生。我们这个中心，从刘主任到他在网上联系的这些年轻人，都是对他们搞的东西很有信心和感情的，所以对他这样一个人，大家都感到应该帮助他。
当然，蔡伟以后能不能培养好，能不能做出比较大的成绩，现在还很难说，有待他和我们共同努力。我感到我们学校能有这些举措，校领导和一些具体部门的领导，能够给予我们这些搞学术搞研究的人这样的理解、支持，是非常可贵的。如果要能真正地做好“潜心笃学，为国育才”，必须要有这样的领导的支持。
主持人： 我们感谢裘老师为学校物色好的学生，而且进行了培养。这件事从学校来讲，是要充分信任教授；从教授来讲，一是爱心，一是责任，对育人的责任。这样的精神，我们是要弘扬的。
我们在做教师的一生中就是在为国家，为建设现代化和建设先进文化的万里长城添砖加瓦。——闻玉梅
闻玉梅：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回顾自己受教育和教学第一线的经历，我回想起来，从小学到研究生再到现在做教师，我一直都是在学校。所以我血液里流的是受到的教育和怎样做好教师工作的心愿。到现在为止，我在上海医学院受到的教育还深刻地影响了我，例如我很注意科研一定要为病人服务。我的老师林飞卿教授，在我做助教讲第一课的时候就对我说：“你前面讲的细菌内容，后面一定要有诊断、防治应用价值，不要没有用就介绍给学生”。这对我一生都很有影响。林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科研，做细菌培养需要牛肉汤，但那时根本没有牛肉汤，她用黄豆水解液为培养液，并以此发表文章。谢少文教授对我说的一句话，至今我经常以此鞭策自己：“不管什么样的学生在你的指导下，经过你的培养要提高能力”。最近我收的一个博士后，开始时他好像是做技术工作的，总是问要做什么，后来我就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你已经博士毕业了，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现在的要求就是要你自己想应该做什么，然后与我来讨论。”今年他毕业了，他说，正是因为您要求我独立思考，才使我有了改变和进步。
我觉得教育就我自己而言，一是教书育人，一是治病救人，这就是医学院的一个特点。最近我在思考，教育不是单纯由学校、学科、老师、学生们的简单组合，它是一种事业，而不是一种事务。现在我很担心我们中少数人把教育看成一种事务，即以领导分配的任务为工作目标，教师按照教学任务进行教学，完成指标就算完成任务；学生进学校就是来读书，毕业后谋求到一个好的职业就满足了；管理人员同样按照上级指示进行服务，这就是事务。事业，我把它比喻为我们国家从建国，继续发展，成为创新型国家一路走来的万里长城，这个长城是我们思想、文化、素养上的长城。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块砖，我们的点滴成就是建筑在别人的基础上，而且肯定有人要超过我们，在我们之上再砌砖；我们周围都有砖，我们是互助的，携手前进的。我们在做教师的一生中就是在为国家，为建设现代化和建设先进文化的万里长城添砖加瓦。
主持人：闻老师既在为学生授课、指导学生，又在组织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还在为国家的重大建设提出建议。我觉得，复旦大学有这样一批教师，我们的各项事业就会得到蓬勃发展。
我们认为，精品课程的建设是无止境的。 —— 陈纪修
陈纪修: 今年对我们数学科学学院来说是一个丰收年，首先是谷超豪院士荣获2009年国家最高科技成就奖。接着在9月10日第25个教师节，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荣获了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数学科学学院在科研与教学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10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复旦数学科学学院有两位教师被邀请作45分钟报告；另有两位复旦数学科学学院培养的学者，被邀请作一小时与45分钟报告。这在国内大学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 。
下面谈谈我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体会。我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到农村做了10年教师，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考取研究生回到复旦，毕业后留校，做了近40年教师。
我在复旦是担任数学分析教学工作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们从1997年起，就开始考虑基础课程《数学分析》的改革。在学校、教务处领导与李大潜院士、李训经教授等老一代数学家们的鼓励与支持下，我们首先从教材着手，结合现代数学的发展，在教材中引入现代数学的思想方法，加强建立数学模型的思想与训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完成了新教材的编写，新教材被列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出版。在编写教材的同时，我们还编写了习题解答，制作了多媒体电子教学课件，编写了一批教改论文与教案，以配合《数学分析》课程的教学。同时我们通过开展“教育部创建优秀名牌课程项目”与“高等教育百门精品课程项目”的工作，使我们的教改工作不断深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此我们的教改项目获得了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所编写的《数学分析》教材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2006年，数学分析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有人认为评上国家级精品课程就算大功告成了，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我们认为，精品课程的建设是无止境的，作为国家精品课程，必须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不断深入改革，把课程建设不断趋于完善。
我们将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解析几何三门最重要基础课整合，以数学系基础课程教学团队的名义，申请“国家级教学团队”。现在已经被评为上海市教学团队，并上报教育部，如果能申请成功，我们有信心把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等课程都建设成精品课程。
主持人：前不久，陈老师带领的数学基础课教学团队获得了“上海市优秀教学团队”称号。数学学院历史上大师辈出。我相信，有这样一批人的努力，我校数学的势头不会衰减，而会更加繁荣。
上海医学院要培养出有领导素质，国际视野，科研素养和人文情怀的优秀医生。 —— 冯晓源
冯晓源：共和国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和我个人成长的每一步息息相关。文化大革命中，小学和中学基本上都是在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和各种游行中度过的。但我深深地记得中学的老师们，抓紧时间尽量多地教我们数理化知识。有良知的教师是不会迫于环境而放弃教书育人的教师天职的。这些老师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没有这些老师的教诲和帮助，1977年考大学是不会成功的。有人比喻如果阿基米德有一个支点就可以撬起地球的话，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撬起中国发展的支点。对我个人来讲，能有机会参加高考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大学毕业后进入华山医院工作至今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共和国走过的发展强大之路，目睹了国家发展在医院的反映。
20年前自己同样面临出国潮的考验，同学好友纷纷出国。我在同学中算是较早有机会出国进修学习的。1988年去了旧金山，看见他们的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看了以后总觉得那里样样都好，但不是我们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和自己好像关系不大。总感觉我们是来蹭饭吃的，不像在家里吃饭，虽然不富裕但心里是坦荡的。更重要的是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一个医生是很不容易的；在国内可能更有发展的天地。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的恩师陈星荣教授，感谢他在学业上，在做事做人的实践中不断给与的指导。我们同时去美的另一位同事没有回来，他是当时中国第一个放射学的博士；今天，因为语言、年龄等原因，他在美国只能做一个技术员。所以有的时候想想人生中只要差了一步，结果是大不一样的。回来的同学都感叹没想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每当听到这种感叹时，我的心里都会油然而生自豪感。
去年暑期我们在医学院的党政扩大联席会议上讨论了上海医学院的教育思想和八年制学生的培养目标。在会上大家达成了共识，上海医学院要培养出有领导素质，国际视野，科研素养和人文情怀的优秀医生。在课程安排上，我们要重视非专业的能力培养，如组织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等。我们每年招100—120名学生，和全国每年招2—3万医学生比较是沧海一粟。我们的学生必须有超出常规要求的能力，有以一当十的水平，才不辜负社会，家长和百年复旦的希望。我想这不但是一个院长的责任，更是一个教师的良知促使我们在努力工作。
主持人：冯晓源老师深情地回忆了他的成长历程。事实表明，我们这一代也是问心无愧的。我们没有懈怠，国家60年的发展里有我们的贡献，哪怕只是一点点。
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做好教学工作。—— 顾钰民
顾钰民：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中有其特殊地位及重要性，但是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其表现就是存在着巨大反差，即国家、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在大学生心目中地位之间的反差。如何缩小这一反差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任务。
3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上好这门课，必须有正确的观念。校领导也经常给我们提这样的要求，我们应树立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理念。我们这几年都按这样的基本思路来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我把它归结为三句话：正确导向、理论深度、形式多样。
第一，正确导向。我们必须明确这门课应该给大学生什么、让他们学到些什么。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把握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使他们具有人生理想。我讲课时也引用了杨校长的观点：我们大学应该有点理想，我们教师应该有点理想主义，我们今天的大学生同样也应该有点理想主义。温总理赋诗《仰望星空》，后被谱曲成了非常优美的歌。我把这首歌在教室里放给学生们听，他们听得很投入，并很有共鸣。大学生必须有理想，这赋予他们内在、无穷的动力。
第二，理论深度。如何将大道理转化成学生愿意接受的小道理，并在小道理中体现大道理，这是我们教师要做的。我坚信我们的理论是科学的，坚信90后大学生主流是相信科学、追求真理的。所以我想，只要我们把科学的理论进行有深度的分析，学生是会信服的，是可以把这门课上好的。这些年，很多学生上完课后都会给我发邮件，有学生说一学期来最大的收获是改变了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看法。我看了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他发自内心的。
第三，形式多样。政治理论课应该可以上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我们不能总以教训人的口气去上课，而应以多样形式与学生进行充分交流。这几年，我们在宣传部的积极配合下，请全国各地市委书记、市长走进课堂，与大学生进行交流和对话，效果非常好，这一改革成果在去年获得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教师是神圣而又受人尊敬的职业，但又是非常辛苦的职业，必须全身心投入，才能做好教学工作。当然，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但当通过这样的努力，在课堂上能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掌声，我想这对于一个教师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和满足，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主持人： 我觉得，学生的道德教育是极其重要的。我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一位哲学家的话，如果你在教育中不注意对学生德性培养，那么是在为这个社会制造麻烦。实际上，就整个人类来讲，我们把对学生的教育都是放在非常崇高的位置上，尤其是对学生德性的教育。
藏书要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坚持为教学科研报务。—— 傅德华
傅德华：历史系资料室自1952年创建以来，从原来只有一间摆放几份报纸的教师学生共用阅览室，发展到100多平方米的师生共用阅览室外加一间书库，直至80年代搬迁到文科楼，面积增加100多平方，藏书量增加到8万余册。2006年，又从文科楼搬迁到光华楼，面积增加500多平方米，现已达到近700平方米。现藏书量15万余册，藏书质量不断提升。创刊于1872年的《申报》1至400册，全校共有3套影印本，历史系即有其中之一。另有8万元一套的记录1840年以来，英、美、法、德、日、意、奥等列强在上海签订租地契约原件的影印本《上海道契》1至30册，这是一位系友在校庆一百周年、系庆80周年时，无偿捐赠给资料室的。还有台湾出版的1－40册的大型工具书《中文大辞典》。外文方面，外国人在中国1832年创办的《Chinese Repository》，旧译《澳门月报》，也称《中国丛报》我们也有一套。还有日本神奈川大学小林一美教授捐赠的两个集装箱的日文原版书，6000余册。
近60年来，为充分发挥上述藏书的作用，坚持为教学科研报务，资料室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世界史论文资料索引》、《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150年中美关系史论著目录》、《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以及参与编纂大型资料书《民国丛书》等。
历史系资料室的另一个优良传统和特色，就是坚持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和“社科文献学研究”的课程。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32年来，我们坚持为学生开设这两门课，并自编教材，由王明根、吴浩坤、柏明合著的《文史工具书书的源流与使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由本人编著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程》被学校作为“十五”课程建设规划。
我们的服务对象，从只对本系师生开放，到现在面对全校文科各系师生，甚至理科对历史有兴趣的学生，还有上海、全国乃至海外的学者。
历史系资料室近60年的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60年来不仅学校规模、招生人数、师资力量、公共设施等发生了巨大变化，就是一个老的学科、系的资料室也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变化。
主持人：任何一个人干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他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一种热情和激情，就很难做好。越是看起来平凡的岗位上，做得精到的话，就越能得到大家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这种精神和风格。
复旦微电子将肩负历史重任，锐意进取，忘我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曾璇
曾璇： 作为微电子学科的中青年教师，今天我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回顾老中青几代“复旦微电子人”为中国集成电路事业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产业发展所走过的历程。
1958年，谢希德先生与中科院黄昆先生参与五校联合计划，组建了当时全国第一个半导体学科。在复旦第一代微电子人的不懈努力下，复旦创建了微电子学科，并在1988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1992年国内唯一的专用集成电路和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复旦大学建立，奠定了复旦大学微电子学科在国内的前列地位。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目前我国80％的芯片依赖进口，“中国芯”的自给率仅为20％。据统计2006年中国半导体产品进口额达1000亿美金，中国半导体产业销售额突破1000亿人民币，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进出口贸易逆差市场。面对我们与国际先进技术的差距和国家对集成电路的重大需求，复旦几代微电子人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开拓创新精神，在集成电路设计的基础理论和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芯片研制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童家榕教授十年磨一剑，他研制了国内首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及其软件系统，目前已进入国防预研和国家核心电子器件重大专项研究，将在国防电子装备上得到应用。针对我国制定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正在制定的射频电子标签和超宽带无线通讯的国家标准，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高清数字电视地面传输芯片的研制和通讯系统芯片的研制，为发展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系统芯片提供了创新技术来源。目前重点实验室的一系列成果已转移至上海华虹集成电路公司、复旦微电子公司、美国Synopsys等公司，用于开发身份证、交通卡等产品；基于实验室的低功耗无线射频芯片技术，上千万张公交卡和逾亿颗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卡已销售，创造了数亿元的经济效益。
目前，我国已把集成电路设计、装备及制造工艺分别列入十一五期间需要布局的16个科技重大专项中，计划投入数百亿人民币的经费，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微电子科技和产业落后的状况。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复旦微电子人将肩负历史重任，锐意进取，忘我工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主持人：任何一个学科一定要一代一代，都有延续。我们复旦也有一些学科有断代，就是说说“香火”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香火”的延续实际上正是我们教师的责任所在。一个学科真正要从一般学科走到国内一流、甚至国际一流，短期内是不可能的，它是比较长期的任务，那么“香火”一代一代的延续就十分重要。
回想起这期间的点滴，有的琐碎，有的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快乐。—— 赵强
赵强： 2004年9月开始，我担任化学系2004级本科生的辅导员，至今已过去5年时间了，回想起这期间的点滴，有的琐碎，有的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快乐。
在我的努力下，我所带的化学系2004级本科生115人中，有15人获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资助，37人获复旦大学科创行动项目资助，班级中共有 政学者4人、望道学者5人。
在带班过程中，还有一件事情，虽然谈不上快乐，但能帮助学生摆脱困境，仍然让自己倍感欣慰。
2006年夏天，班级里的杨浩同学因尿毒症晚期住进医院，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我和同学一起奔走求助，共获得来自国内外各项资助共80余万元。3个月后，杨浩完成换肾手术出院，如今他也踏上了工作岗位。
2007年，我来到复旦学院，开始了新一阶段的工作。时代的变化在每一届学生身上都或多或少留下了印记，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着许多相同的困惑。
比如，一些新生的学习目标并不清晰，学习动力不足，用学生的话来讲，“我很迷茫”。又比如，一些学生放弃了高中的学习方法却又未形成适合大学学习的新策略，学习缺乏规划，缺乏主动性，这往往导致学生学业表现的不理想。还有一些学生，离开了老师的指导，他们无所适从，却又不善于与老师交流。
面对学生的困惑，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学生，他们进校后接触最多的教师，其实就是辅导员，那么作为辅导员，又应该在学生的学习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发现，在学生的成长中，辅导员其实会对学生产生不小的作用：首先与学生年龄相差不大的辅导员，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理想，从而增加学生的学习动力。在我的理解中，所谓学业，是一个大学业的概念，不仅包括第一课堂的学习和必要的考核，更包括知识的积累和自我的提升。
目前，复旦学院经典读书计划，已有读书小组指导老师百余名，他们在课余时间中，指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与学生交流读书心得。启航行动也已促成60余位导师为学生提供体验学术研究的机会。而针对学生学业需求所开展的学习辅导计划也已发展出了学习热线、学业预警系统、学习辅导班、学习跟踪等多种形式的工作。
在对学生学业的促进作用上，辅导员不应是旁观者，而应该是学生成长的参与者，在学生学习的环境中，与学生一起成长。
主持人：赵强是一位优秀的辅导员，今年获得了“全国优秀教师”的称号。大家知道，辅导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岗位，但也是教师群体的一份子，他的工作将会影响到我们年轻学子的成长。
能达到导师的学术高度，是我们的理想；即使不能，我们也能从追随他的足迹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罗长远
罗长远： 我在复旦工作近4年，时间不长但感触良多。今天，我结合张军教授生活中的点滴，谈谈自己对治学精神的一些感想。张军教授是我的导师，与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些小故事，一直在引导和激励着我。
导师的学术追求是执著的。记得刚进入导师门下时，师母一次聊天提起，导师曾在医院一边打吊滴，一边写文章。这种场景让我十分感动，他体现了一个学者在学术追求上的热情和忘我。导师的学术目标是纯粹的。今年年初我和另外一位同事与导师去北京参加一重大项目申报，当时我们在宾馆加班到很晚。次日早上，导师提议我们用完早餐去河边散步，边走边交谈有趣的经济学话题。对他来说，这可能是忙碌前后难得的闲暇，当天下午他就要从北京去斯德哥尔摩参加学术会议。导师并没有像有的同行那样忙着拜访专家，他说，不管是否能拿到经费，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就要做下去。从这里，我能感受到一个学者在学术目标上的单纯和清新。导师的学术过程是活泼的。当经济学院还在相辉堂西边时，导师经常与学生一起在北区食堂就餐，并在这种非正式和轻松的气氛中，讨论正式和严肃的学术问题。作为学生，我们在与他进行思想互动的过程中，总能收获一些“火花”，而全然感受不到压力的存在。导师的学术使命感是鲜活的。作为经济学家，导师对国家充满着朴实的情怀。最近一次师兄与我去访问他，他谈得最多的仍是学术，并对个别学者向政府提出的某些经不起推敲的政策建议感到深深的忧虑。导师的学术使命感还体现在对学生的培养上，今年我从韩国回来后不久，导师便发来短信，鼓励大家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有见解的英文文章，并一再提醒要特别关注一些具有宽广视野和理论深度的大问题。
一次导师将自己的著作送给学生，居然在扉页上留下了“请学弟们雅正”的字句。说到这里，我特别想到他为我博士生论文书稿所作的序，那也是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时他接受记者采访后写下的感想。他说，“我今天下午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什么是复旦精神的问题时说，复旦精神在我看来，与他既古老又年轻的历史有关；在学术上，今天的校园没有了权威，到处都是年轻人的声音，学术因此可能就有了希望”。能达到导师的学术高度，是我们的理想；即使不能，我们也能从追随他的足迹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
主持人：罗老师讲了一些虽然很小的事，但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个教师应该有的一种精神。张军在给我的短信中说，屈指算来已经为复旦大学贡献了28年，但是他还想为复旦大学再贡献28年。我们衷心祝愿张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