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三十七）
David Goodman教授主讲“为何中国没有新的中产阶级？”
2010年10月26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三十七次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室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
本次讲座由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治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David Goodman教授担任演讲嘉宾。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郭定平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孙国东、陈润华出席了本次讲座。
邓正来教授欢迎David Goodman教授来到高研院中国社会科学高级讲坛演讲。他向在场的听众介绍了Goodman教授的学术经历和研究领域，并介绍了两位评论嘉宾。David Goodman教授发表了题为“为何中国没有新的中产阶级？”（The New Rich in China: Why there is no new middle class）的演讲。
Goodman教授首先以他自己的学术经历讲述了研究中国的外国社会学家们总是会用来自于自己生活经验的概念来看中国和理解中国，从而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发生了和在他们那里一样的事儿，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可靠的，不能理解在中国真正发生的事情；而今天所要讨论的“Middle class”(以下暂译为“中产阶级”)正是这样一种概念。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会预设，在中国，那些在零售、制造、服务等行业中以大小不等的规模，通过发明、投资、拥有、管理等方式获得了不等程度的财富的各类新兴的企业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从而将中国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欧洲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并经历了更为长久过程的工业化的结果相等同。但是，Goodman教授指出，以寻找概念上的相似性理解中国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寻找概念上的差异。
Goodman教授提出，外国学者们一般将复杂的“中产阶级”概念归于两个普遍但又是由历史决定的定义：资产阶级和（分开的）现代国家的管理者；具体而言，前者在地位上处于普通市民与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他们在经济上推动工业化，而在政治上于体制之外扩大了公民权并推动了自由民主进程；后者在地位上处于控制资本与管理国家之间，他们在经济上为生产方式服务，在政治上同样于体制之外发展大众社会、大众政治以及福利国家。虽然在中国新型企业家的出现已很清楚，但为了防止对中国社会变革过程解出并不存在的意义，Gooman教授提出了本次演讲的问题，即这些新富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更早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中产阶级相当？经过实证的探究，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中国可能有中产阶级，但是中国新型富有的企业家因为与社会地位、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利的关系表明他们可能不是新的中产阶级。
接下来Goodman开始为自己的设想给出根据：首先，根据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中国三次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形成的中产阶级，抑或处于策略性决策者和第一线生产者之间的，负责国家管理，协调社会生活，而且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管理经济的，是为新国家服务的管理人士和专业人士而非1978 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产生的企业家们；其次，根据教授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对中国的一系列企业家调研的结果，发现新企业家占有相当多的财富，与普通人的平均收入差距甚远，因而不能代表全国人口的收入中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根据，新富们与党政之间在结构上和联络上的关系：新富们既非独立于政治体制也非被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相反，政治体制积极想要吸纳他们，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与政府的关系：他们完全独立于政治体制，进而引申出其他重要的区别，例如企业控制权并非完全归企业家所有等。
评论嘉宾郭定平教授高度评价了Goodman教授的这项实证研究，同样是对新富问题的研究，郭教授首先从政治学的角度作出分析：政治学关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对国家现代化，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目前中国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为有助益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同于G对中产阶级的宽泛定义，郭教授将中产阶级定义为私营企业家，在80-90年代中后期，私营企业主成长很快，同时对政策的满意度下降，致使中央提出三个代表政策，对私营企业主敞开政治的大门，根据罗伯特达尔提出的走向民主的两个重要标准-参与与竞争，中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变化显示出中国进行了有效的政治改革，驳斥了那些否定中国有重大政治改革的人；其次在中国新富阶级与党政关系方面，郭教授提出了与Goodman教授不同的观点:由于中国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中国第一批中国的新富阶级一直处于体制之外，直到后来许多党员下海才使得新富阶级的成分发生了变化，显示出不同于西方中产阶级形成的特征;最后郭教授向Goodman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根据西方理论，新中产阶级是否要处于反体制状态，中国的民主政治才有希望？
评论嘉宾任远教授指出，从外到内的视角，从新企业家的生活现状来观察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是很有意义的，但任教授也对Goodman教授的研究提出了异议：首先就研究群体而言，新企业家是中国社会人群的很小部分，因此从他们出发研究中国变迁的逻辑仍然有限；其次任教授指出Goodman教授未能将“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解释清楚，其中一部分原因归于此概念本身：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中产阶级有不同的定义，但任教授还是建议Goodman教授明确指出他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讨论中产阶级；同时任教授指出Goodman教授未回答为何中国未出现新的中产阶级，关于这个问题，任教授认为用西方背景下的中产阶级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有局限；最后就方法论而言，关于中国新富阶层与党政关系的实证研究是否有足够代表性仍有待商榷。
David Goodman对两位嘉宾的评论表示感谢，并在接下来的互动和讨论环节中，对现场老师和同学关于“新中产阶级”的定义问题一一做出回应。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次讲座做了总结。邓教授指出Goodman教授的讲座让我们意识到用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所造成的混乱，为了认识中国本身，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用中国没有的西方概念是在评判中国还是作中国研究，从而对从一个概念认识中国时所发生的混乱保持警惕。讲座最后，邓教授再次感谢Goodman教授来高研院讲座，也感谢所有现场同学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