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7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了第三十五场讲座。
本次讲座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世界中国学论坛”秘书长黄仁伟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原主任、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倪世雄教授和复旦大学哲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纳日碧力戈、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林曦等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他首先欢迎了黄仁伟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简要介绍了黄仁伟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分别介绍了本次讲座的评论嘉宾倪世雄教授与顾肃教授。
接着，黄仁伟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地缘理论演变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彩演讲。黄教授开章明义地指出，所谓“地缘”，指的是地理环境中的政治关系或政治关系中的地理因素；而他所要讲的“地缘理论”是包括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在内的地缘理论。
首先，黄仁伟教授对早期地缘政治理论的发展与特点进行了总结与梳理。他指出，早期地缘政治理论源自英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美国战略思想家马汉发展了海权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成为引导大国争夺和控制战略通道、进行空间扩张的战略思维模式。以卡尔•豪斯霍费尔为代表的德国学派认为，生存空间在于打破包围，能否打破包围是后起大国生存的关键因素。而以麦金德为代表的另一主要流派发展了“陆权论”，至今仍是霸权国压制后起大国的重要理论来源。
其次，黄仁伟教授分析了冷战后国际体系转型条件下地缘政治理论的变化与特点。第一，冷战后，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开始走向国际体系的地缘政治，国际体系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超过了地缘空间本身。第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地缘环境的变化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转型为地缘政治理论转变提供了又一现实来源。第三，文化因素的作用在地缘政治理论中日益凸显，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后来集文化因素、南北中心外围因素、陆权因素之大成的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论”是冷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主要来源。
再次，黄教授对新的地缘经济学的兴起进行了总结与阐述。他认为，地缘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如何用非军事、非战争手段改变国际的力量配置、改变大国和后起力量的关系。其研究方向不是大国之间的对抗，而是大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黄教授指出，地缘经济理论着眼于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以及走向全球化的机制，是大国共同治理世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结合斯卡拉皮诺的“自然经济疆域”的概念，黄教授还特别提到了一种微观化的地缘经济板块形式，即邻近国家之间的跨国界组合。
最后，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问题，黄仁伟教授提出，中国亟需确立自己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理论,并以三个开放式问题结束了本次演讲：（1）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应该主要依赖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还是后起的地缘经济理论？（2）当地缘经济本身带来摩擦时，如能源、环境问题的出现，会不会导致新的、由地缘经济引发的战争？（3）如果将来的危险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在中美关系的处理中，中国是否应该更多地发展和利用共同的利益纽带来解决问题，还是依靠全面发展战略武器？
评论嘉宾倪世雄教授认为，黄教授非常全面、透彻地对地缘政治理论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并概括了其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特点，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倪世雄教授总结了黄教授关于地缘理论的八个重要观点：1、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影响并决定了传统大国战略的基本特点，至今仍影响着大国竞争的走向；2、“文明冲突论”和“大棋局论”是新地缘政治理论的突出代表，反映了冷战后地缘政治理论版块重组的重要趋势；3、21世纪美国地缘战略的新特点是以非传统安全手段来实现传统安全的战略目标；4、21世纪以后的新地缘政治理论虽然本质没有变，但由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向前发展，其战略力量和要素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因素的力量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了政治和军事因素的影响。5、地缘经济学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学的新的外在形式，对其既是挑战又是继承；6、地缘政治是大国战略对抗的环境研究，而地缘经济学是对大国战略合作的环境研究；7、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二者互补而非对立，共同构成了地缘战略理论；8、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应该更多选择地缘经济学的新思维模式，扬弃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的模式，构建中国新地缘框架的战略思维。
针对黄仁伟教授的演讲，评论嘉宾顾肃教授首先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黄任伟教授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和中心外围论对中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在他看来，这样一种理论建立在过去西方的左派理论基础之上，主要是用阶级压迫的方式来谋求霸权，为了从外围进入中心获得霸权而斗争和努力。从而，顾教授对该理论在今天中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表示质疑。顾肃教授肯定了黄仁伟教授关于当今地缘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的互动影响关系的观点。他指出，在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人们不能停留在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立场而忽视今天地缘经济学所带来的革命和变化。最后，他认为，黄教授对地缘理论梳理与总结的最终落脚点在于确立中国自己的发展战略，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今中国很多人仍在用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思考问题，黄仁伟教授的讲座则向我们揭示了地缘经济学的思考维度，告诫着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
黄仁伟教授对两位嘉宾的点评做出了回应。他指出，两位教授一语中的，他研究地缘理论的初衷正是要建立一个中国地缘战略的思维框架。黄教授认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一种二元亚洲地缘环境，即以中国为主的地缘经济结构和以美国为主的地缘政治结构。在这种结构更高的层面上是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而中日关系则是二元结构中最为纠结的地缘政治问题。只有在解决了“中国崛起过程中是否会和体系对抗？是否会走地缘政治的老路？”两个问题之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可行性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接下来的提问环节中，观众席反响热烈，纷纷就如下问题与黄教授进行了直接、深入的交流：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国内在战略思想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中日关系战略较之英法关系的战略有何异同？如何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待民族主义思潮？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被有些国家视为“新殖民主义”，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地缘经济理论是不是意味着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关键资源的争夺？在这种争夺的局面中，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应对？用地缘经济理论解释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美贸易往来有时会成为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的支点，如何来认识这样一种矛盾？等等。
黄仁伟教授就大家的问题逐一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地缘政治的道路，另一条是地缘经济的道路。让两岸市场成为一个市场、走欧盟式道路的方法对周围国家不会造成太大震荡，但在大陆和台湾都遭遇了很大的抵制。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在战略上让对方感受到和平的本意。在中日关系与英法关系的比较问题上，二者有着共通之处，即都是一个海权国家和一个陆权国家的关系；但在是否存在意识形态的根本冲突这个问题上情况截然不同；再者，英法在北约和欧盟的大框架中已经是一种共存状态，而中日共同构成亚洲经济框架的趋势虽已出现，但共存状态的实现仍需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各种思潮中是最为强大的一个，主要源自于对历史耻辱的反动和外部对中国的压制；且一般都是站在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有着根本不同。因而，他对当今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中国真正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被说成是“新殖民主义”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中国的援非是没有政治先决条件的援非，这就动摇了一些国家有条件的援非活动；其次，中国在开发非洲资源和具体经济活动中的很多做法存在着易被诟病的问题。地缘经济理论并没有解决地缘经济可能带来的冲突问题，这是一个理论的空白与难点。面临地缘经济中的争端冲突，一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依靠市场的调节力。中国威胁论是在大量的中国商品和中国资本涌入美国、而美国的心理和结构承受力还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种手段，并不是按照世界市场的规律来评定的。
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本次讲座做出了深刻并且富有战略性的总结：他指出，地缘经济理论的提出有一个关键所在，即当前每个国家所面临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世界”？绕开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来讨论国家战略必定有失偏颇。他认为，冷战后，我们所面临两个世界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民族国家框架下的世界，一个是全球化的世界；前者有着明确的主权体系，而后者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面对这样两个世界，一个国家仅仅诉诸于地缘政治或者地缘经济战略都是不理智的。考虑到未来世界的走向，可以说，地缘经济战略是一个基本战略，地缘政治战略是一个保障的战略，二者应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