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27日下午，“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第六期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本期“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合办，研讨的主题为“社会理论的转向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当代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本期席明纳。《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理论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舒建军，经济学、教育学编辑杨建芳，历史学编辑耿晓明，政治学编辑、《中国社会科学报》前沿版编辑张潇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张江华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张乐天教授、刘欣教授、周怡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郭定平教授、陈周旺博士，以及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吴冠军博士、陈润华博士、刘清平教授、孙国东博士、林曦博士、沈映涵博士参加了本期席明纳。
邓正来教授首先向听众们介绍了到场的诸位嘉宾以及本期席明纳活动的由来和目的，然后请复旦大学教授、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任远教授代表学校为本期席明纳作一个简短的致辞，表达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来宾的热情欢迎。
接着，各位到场的学者围绕着“社会理论的转向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社会理论的转向”
张乐天教授首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理论处于转向的原因在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很难用现在所认同的理论来解读世界发生的这些变化。面对这些变化，社会研究领域也需要有三个变化：第一在重视定量研究的同时，应该更重视定性研究；第二，要对微观层次的研究给予更多的关注；第三，更加关注中国的经验。
郭定平教授提出：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存在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它们成了两个体系，使得国内学者无所适从。他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研究应该打通。
周怡教授则强调：借鉴西方的解析方式去做社会科学研究或许能够引领中国的社会科学到国际舞台进行对话，这将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转变。目前这个转变已经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悄然进行。
陈周旺教授认为，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理论研究有很大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对象侧重社会现象；研究价值变化，从过去的国家为中心转到社会的自主性或动力的研究；问题意识方面的变化。
孙国东博士首先对此论题提出了疑问。他说：如果我们在西学语境上理解“社会理论”，即把“社会理论”理解为对社会之构成和社会运行和发展之原理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我们根本就没有社会理论。惟一比较接近的是那套已经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他强调：我们的社会科学目前还处在他所谓的“问题辨识和问题解释”的阶段，不仅远未达到进行理论建构的阶段，而且我们甚至还无力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
任远教授赞同孙国东博士的说法，认为现在还没有提出社会理论。他说研究范式需要多样化来推动理论的发展。越是研究中国，就越应该有国际的眼光。在国际的背景下，对中国和世界的各种理论要有充分的认识，这样才能展开讨论。在追求知识和真理时，各学科就应该相互竞争、“抢饭碗”。
沈映涵博士赞同孙国东博士的观点，认为中国目前没有社会理论。中国学者目前所做的更多是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所采用的理论都是西方的理论，如此难以提炼出中国自己的理论。
吴冠军博士则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有没有社会理论的问题。他说社会理论包括三个层面的理论：描述性层面（descriptive），解释性层面（explanatory），规范性层面（normative）。他认为除了解释性层面的理论不足之外，另外两个层面的理论是存在的。
刘清平教授则认为，现在社会研究方面的理论是有的，缺少的是对理论本身的反思。反思理论本身，而非研究现象，是更有意义的。
林曦博士认为，大家今天都是抱着一种焦虑的心态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对今天讨论理论话语的正当性以及渴求理论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并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来说明了观点。
如何开展中国研究？
刘欣教授以提问的方式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第一，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边界，是否应该有边界，这些学科应该如何整合起来？第二，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关系？对中国的经验，我们究竟应该用中国的理论、还是西方的理论来解释？用什么方法来把西方的理论和中国的经验结合起来？
张江华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即理解中国与学术知识的进步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把理解中国和倡导新的学科知识这两者结合起来？面对社会的新变化，他认为提出新的理论比没有理论要好。
陈润华博士强调：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归根结底是人事。人反思自身，认识自身，回到哲学最初的发端，就是社会科学永恒面临的问题。
孙国东博士就如何开展中国深度研究谈了三点看法：第一，应当戒绝他所谓的“立场先行”的倾向，而代之以对学理分析的重视；第二，要注重社会—历史维度的分析，特别是历史维度的分析；第三，关于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的建构问题，他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学会建构一些“中层概念”。
罗岗教授主要回应了孙国东博士的观点，他补充道：第一，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以及毛泽东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理论应是对当时中国有解释力的社会理论，值得我们重视；第二，我们要建构新的“中层概念”的理由还有：我们曾经有解释力的中层概念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已经丧失了解释力。
沈国麟博士则对我们是否急于概念化和理论化提出疑问。他认为，社会科学中有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些东西如何概念化或理论化的问题。一旦得到了概念化或理论化，必定是有所得、有所失。放缓这种概念化或理论化，而是先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或许更为可行。
学术总结
邓正来教授进行了学术总结。他认为，要真正厘清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才能够搞清楚理论的转向问题。因为社会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社会理论已无法解释现在的社会现象。所有的社会理论从来不关注气候等外部世界的问题，也无法解释与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相关的问题，比如由此带来的因果律的变化，即从结果相对明确性转化为行为后果的开放性。
最后，舒建军编辑也代表主办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从学科的角度来讲，社会理论是一个很宽泛的话题。今天大家围绕着主题进行了非常宽泛的讨论，在场学者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上谈论了自己的观点，给予他很大的启发。同时，他希望年轻的学者踊跃地向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