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7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第十九场主题讲座。
复旦高研院学术委员、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姜义华教授担任主讲嘉宾。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教授与复旦大学教授、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担任评论嘉宾。
演讲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他首先欢迎姜义华教授来高研院演讲，简要介绍了姜义华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分别介绍了两位点评嘉宾熊月之教授和刘清平教授。
正式讲演开始前，邓正来教授代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姜义华教授颁发了学术委员聘书。接着，姜义华教授为大家带来了题为“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及其路径的独创性”的讲演。
首先，姜教授总结出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三大特征：其一，多元一体文明，即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商业和手工业予以维系的复合型文明；其二，以君主官僚国家政权体系为主轴，以血缘网络与地缘网络为两翼，并借助众多经济共同体及文化上高度认同而予以强化的大一统文明；其三，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文明。
其次，姜教授从三个方面考察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其一，以现代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主导，以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为两翼，正在实现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其二，大一统国家继续居于主导地位，在文明转型中努力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并努力统领和扶持整个社会实现现代转型；其三，知性上升至主导地位，诗性获得解放，传统德性失去普遍的约束力，新的德性仍在磨合成长中。
最后，姜教授重点分析了转型路径的独创性。他先提出了三个关键性问题：如何走出外铄与内生的相悖和对立？如何走出大一统国家权力的全能化绝对化和人的普遍自主自立的相悖和对立？如何走出人的异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相悖和对立？基于此，他进而指出：中华文明转型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坚持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轴心；毋庸置疑，必须将解决我国数量最为宏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自由全面发展问题放在首位。
评论嘉宾熊月之教授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描述了文明转型的大致内涵和分类。前者指的是由于生产方式和工业技术发生了变化，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制度、价值体系发生了整体性、根本性的变化。后者可以简要地从理路、门类、特征进行探讨。第二，在梳理以往研究文明转型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姜教授将研究放置在了中西古今的宏大背景下，从中华文明演变的内在理路上来看问题，以多民族的大中华文明为考察对象，从生产方式、社会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等方面归纳出的传统文明三大特点，这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第三，对当下正在进行的文明转型提出了独特的看法。一方面，姜教授强调了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和信息文明；另一方面，又将外来刺激和内生有机地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此外，明确指出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问题和大一统的官僚体系问题及两者之间的张力是我们将要解决的迫切任务。最后，他指出：荀子哲学较好地处理了尊重传统和创造革新两者间的张力，值得关注，而姜教授于演讲中多次引用荀子，其深刻用意值得同道们用心体会。
评论嘉宾刘清平教授指出：姜教授在演讲中概括的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的三个要点不仅论证翔实，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他主要从哲学角度提了三点评论：第一，诚如姜教授所言，现代文明的实质特点在于它提出并切实履行的对知性及知识的重视，西方文明之所以先走向了现代化，是与其将理性知识转化为科学技术并使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因素密不可分的。当然，由于无节制的欲望，人们常陷入科学技术运用的误区，不过这尚不足以颠覆科学技术本身的合法性。第二，姜教授对农民的关注是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表率，他敏锐地指出了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必须将农民的发展问题放在首位。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亦在我国传统思想家例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朱子等著作中有印证。对当前而言，作为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主轴，落脚点依然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更值得重视。针对冤枉和权益问题，仅靠媒体宣传还不够，更需要全社会每个人积极而自觉的行动。第三，关于人权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墨子所言“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的公正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仁爱观念、道家思想、佛教思想以及西方思想中强调的自由、民主、民权等观念，均益于我们从思想文化上为中国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提供丰富经验和有效保证，对这些思想资源挖掘和审视需要进一步地深化。
嘉宾评论结束后，观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大一统中的融合问题及凝聚力问题？如何评价汤因比对中华文明抱有的巨大希望？如何让农民在现代化过程中得益？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具体所指是什么？有何根据？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差别因何成立？农民本身完成文明的转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农民身上的内在力量有哪些？农民经商所具有亚洲模式和欧洲模式有何差别？国家主导型的转型模式如何更好地协调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机构本身的利益和整体利益如何统一？等等。
姜教授耐心回答了大家的提问，提出要更好地实现文明转型，必须让农民对自己土地和产品有支配权，让市场、信息、人才更多地进入农村，让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拥有维护其基本权益的机构，让农民自由地进入城市和市场，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让农民获得更多的教育权利。
邓正来教授对全场讲座做了总结，他指出姜教授的讲座为大家开放出了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比如官僚制蓬勃发展的原因等等。更为重要的是德性和知性问题，需要追问：西方逻各斯的知性和我国古人所讲的知性是否是一个东西，我国古人所讲的德性和西方的德性是否是一个东西。依据现实经验，德性和知性的二分可能是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合理根据，但是绝不可掉以轻心的是这个二分本身还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与研究。
本次活动反响激烈，除了得到了复旦大学的广大师生积极参与，还有来自上海海事大学、同济大学和上海社科院等学术机构的同学和老师们前来聆听，许多人站着听完了整场报告并积极地提出了问题。
此外，高研院青年研究人员陈润华、孙国东、沈映涵也参加了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