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Ulrich Beck: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环节

发布时间:2009-10-08

2009年9月28日下午3: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二十一期迎来了世界社会理论大师、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贝克教授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共同提出“第二现代性”的观念,而且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坛。邓教授欢迎贝克教授来到复旦高研院演讲,并向到场的听众们介绍了贝克教授的学术经历及其主要研究领域,强调了他在社会理论和社会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接着又介绍了本次评论嘉宾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哲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童世骏教授。
  
  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还代表高研院向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教授颁发了高研院学术委员的聘书。
  
  接下来,贝克教授做了题为“风险社会的世界主义环节(Risk Society’s Cosmopolitan Moment)”的主题演讲。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状况与逻辑,他首先结合旧的危险和新的挑战解说了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风险的三个特征——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不可计算性(Incalculableness)、不可补偿性(Non-compensatability)。其次,他辨析了风险的世界主义环节的真实含义。他认为,作为一种虚拟的现实,风险将文化和自然混合在一起,将全球性和地方性性混合在一起,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混合在一起。风险的世界主义环节可以通过大众传媒的启蒙功能而达致,即大众传媒对危险的表达能够为弱势群体、被边缘化群体和少数民族群体创设一个表达声音的渠道。这一世界性跨越了国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界限,使得全球的民众与国家一道,不分彼此、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地一起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最后,他从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的角度提出了如何从坏(bad)中寻好(good)的问题。我们基于民族国家的想象和社会科学的范式必须受到来自实证层面和方法论层面的挑战,因为一个世界主义的视角将要求我们超越民族国家的前提性假设;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科学中仍存在着方法论民族主义,而这一方法论必须受到挑战,使之变得更具世界性。
  
  童世骏教授对贝克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点评。他指出,第一,相对于海德格尔指出“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贝克教授意在告诉我们:只有对于全球风险灾难的全球意识和全球警觉可以拯救我们。第二,他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忧患意识和天下观念,特别通过对《周易·系辞》、《礼记·大学》、《孙子·九地》、顾炎武《日知录》中名句的解读与贝克教授的理论观点相互印证。第三,他也提出了若干疑问:大众传媒与文化工业及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我们对它的信任应如何确定?这种确定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在哪里?是否应当对不同类型的大众传媒做出必要的政治区分?对风险社会的预见是否具有可证实性?这种预见怎样才能被确认为正确的?又如何反思这招预见?有意造成的灾难和无意造成的灾难的界限是什么?用世界主义的研究方法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是否与那些用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在结论上有什么不同?等等。
  
  贝克教授针对童世骏教授的点评做了回应:第一,他并没有创造风险的讨论,而只是重构了有关风险的讨论,而且他也不知道所有的答案和解决之道;事实上,讨论本身比了解答案更为重要。第二,风险理论中对于大众传媒的理论化探讨程度不够,需要继续讨论风险理论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第三,世界主义与中国哲学间有契合亦有分歧,比如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言,其中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需要更为关注的是存在的风险本身。
  
  在场的听众踊跃地提出了自己问题。比如说:世界主义与语言的关系,即世界性是建立在何种语言之上的?风险的前提假设是人有自救的意识,从而产生出互助意识,那么如何看待恐怖袭击中恐怖分子为宗教而进行的自我牺牲问题?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征途上,而中国面临的风险是什么?有无可能从第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概念中发展出一套类似结构主义之类的宏观理论?中国社会学研究何时能出现世界主义关怀的研究?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关系如何?如何处理其矛盾之处?马克斯·韦伯关于传统型国家在处理风险时的能力与有效性如何?如何跨越那些无用于解救风险的知识,寻求信仰以治愈风险疾病的良方?与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相比,您此时需要进行的最大调整是什么?等等。
  
  贝克教授进行了详尽而认真的回应。在近一个小时的互动中,他强调了目前所做的最大调整就是现在他已经认识到:由于他的理论主要是以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经验为基础的,1986年提出的风险理论隐藏着某种欧洲中心主义。因此,需要对此进行反思,并努力以其他国家现代化实践来修改其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建构。
  
  在演讲的最后,邓正来教授对整场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西方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是大致按照自然时间展开的,但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则需要同时应对第一现代性与第二现代性的挑战。这也意味着:非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形态远远比西方国家复杂。这些都是贝克教授鲜有论及但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高研院研究人员郭苏建、吴冠军、刘清平、林曦、纳日碧力戈、孙国东、沈映涵等参加了本次讲坛。参加本次讲坛的还有:来自其他院系的张乐天教授、郭定平教授、潘天舒博士、沈国麟博士、复旦大学的诸多留学生以及上海或外地其他高校的许多老师和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