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上海人”曾经一度成为国人的话题。那是十年前，上海人第一次在全国“两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就遭遇过与会记者如此尖锐的提问———“有些上海人的狭隘心理，是否会影响上海的发展？”
刹那间，凝重。否认？辩解？还是拒答？
无数目光的注视中，时任上海市长的黄菊同志坦然笑对：“过去的上海人的确精明不高明，但我相信，９０年代的上海人肯定会既精明，亦聪明，更高明！”
十年后，一个不争的共识，上海变了，上海人变了！走过９０年代的新上海人，如此执著着一种不舍的精神追求：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爱国敬业的责任意识，与时俱进的学习态度，诚实守信的合作精神，海纳百川的宽宏气量。
上海的城变了，日新月异，三个“三年大变样”；上海的人变了———人的生存状态变了，人的文明素质变了，人的精神面貌变了。人的变，是一切变的本质内核，是一切变的根本目的。
在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本报特邀五位嘉宾，回眸十年路，“新说上海人”。
嘉宾名单：（以姓氏笔划为序）
许德明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精神文明办主任
吴晓明 复旦大学哲学系主任
周瑞金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
原解放日报党委书记
曹景清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
程乃珊 知名作家
猛推：思想解放
刻骨铭心。１９８８年初春的一天，全上海一万多名处级以上干部，被紧急召集到上海最大的室内会场———“万人体育馆”。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刚刚率队从广东学习考察归来，大声疾呼解放思想，解放干部思想，解放上海人思想，勇敢开拓上海经济发展新局面。当时急啊，改革开放在南方如火如荼，习惯于计划经济的上海人要迈开步子，要放开胆子，急需思想解放的猛推。那天会场爆发出长时间震耳欲聋的掌声，这是一种巨大能量突然被释放产生的共鸣。
记者：十年，上海人的“变”，是否起始于“解放思想”？
周瑞金：当然，思想解放是根本。万人干部大会震动巨大，江泽民同志的报告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发台下干部们的激烈讨论，这是在一贯纪律良好的干部会议上前所未有的。８０年代末，是上海巨变的前夜，酝酿着上海在国家战略地位中“从后卫到前锋”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这种必然呼唤着要求着人的思想解放。
许德明：当时江泽民同志讲得透彻，上海是计划经济最集中的地方，受传统经济模式的束缚特别多，因此在转轨过程中，上海人从上到下的思想观念，都要有脱胎换骨的巨变，解放思想，大力增强商品经济观念，强化改革开放意识，明确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与今天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曹景清：思想一解放，“精明”的上海人“高明”起来。“五个倒数第一”的上海城市改造需要天量资金，钱从哪里来？“用上代人的钱”，上海人想到了土地批租，于是旧区改造飞快推进，城建投资“瓶颈”迅速突破；“用当代人的钱”，上海人积极介入资本证券市场，整个９０年代，直接筹资逾１０００亿元；“用下代人的钱”，上海人引入ＢＯＴ模式，吸引外资投入前景良好的基础项目，建设—经营—转让—再建设，南浦、杨浦大桥催生了徐浦大桥，延安东路隧道北线的贯通孕育了南线的竣工……通过“精明更高明”的一系列开创性举措，上海共筹集１４０００多亿建设资金，这是何等的大手笔，何等的大智慧！
吴晓明：上海人的确高明了。思想的解放，放开了上海人的手脚，发展的迫切，催化了上海人“精明更高明”。不光是筹集资金，上海人在城市发展战略、产业布局调整上同样深谋远虑，率先确立产业方针“三二一”，果敢提出工业经济与城市建设“四六开”，主动出台服务全国“二十四条”……这些无不彰显着上海人超前的胆识、“高明”的眼光。
许德明：当年的思想解放，是为上海的大发展，为上海的从后卫到前锋，举行的一次意义深远的“精神奠基”。
觉悟：博大胸怀
十年，１５０万产业工人大转岗、１００万市区居民大动迁，１００万外来人口大流动，在城市转型的巨变中，上海人经历着阵痛。（下转第２版）（上接第１版）然而，“从后卫推到了前锋”的上海人，生活一年年好起来的上海人，心气一天天顺起来的上海人，积极面对，笑看明天。的确，没有广大市民的理解和觉悟，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奉献，再好的计划和决策都将寸步难行。阔步前行的上海人，充分展现了理解责任、觉悟使命的博大胸怀、宽宏气量。
记者：三个大“百万”世纪难题成功破解的过程本身，是反映上海人“面貌变”、“素质变”、“构成变”的生动写照？
许德明：为了国企改革，百万产业工人大转岗；为了市政改造，百万市区居民大动迁。谁都知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谁都以为这是前所未有的“难”，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需要理解，这需要觉悟。“壮士断腕”的千家万户，“告别繁华”的千家万户，以顾全大局的博大胸怀，为改革和改造的必需代价，作出了他们的牺牲和奉献。至今回想起来，令人荡气回肠。
周瑞金：还有一个“百万”，史无前例的一百万外来人口大流动，它改变了上海人的构成，提升了上海人的素质，同时也体现了上海人海纳百川的宽宏气量。
程乃珊：注意到了吗？上海话不知不觉已经失去了它的“强势”地位。１０多年前，一个外地人来上海，如果不会讲沪语，那多少会有些尴尬的。记得有首歌谣，“上海闲话讲不来，觅西觅西炒咸菜”。而现在，不用文件推行，不用政府倡导，普通话已成为沪市“主流”语言，在高档场合、正式宴会，如果还会有人尴尬，那只会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上海人了。
曹景清：上海原本是座移民城市，没有“先来后到”，只有大浪淘沙。解放后，出于历史阶段的需要，同全国一样，上海也实行了严密的户籍制度，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人”的户籍，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全国老百姓亦以拥有需凭票供应的上海产品为荣，蝴蝶牌缝纫机、凤凰牌自行车、红灯牌收音机……声震九州。上海的门“封闭”了，上海的人“特殊”了。
程乃珊：可是，８０年代中期始，先期改革的东南沿海新产品，使上海货失去了“皇帝女儿”的魅力，广东家具、福建时装、容声冰箱、海尔家电，让上海人第一次惊呼，外地货厉害，外地人厉害！
吴晓明：最初的平视是被动的，但是很快，被动变成了主动。曾经几十年计划体制的禁锢，使“上海户口”的珍稀度达到登峰造极，几乎每个上海人，深恐离城池半步。记得恢复高考那几年，清华北大等一流名校，在上海招生几乎无人问津。而如今，随着户籍樊篱的冲破，随着上海人眼界的开阔，心态的开放，年轻上海人趋中国名校若鹜，清华北大几乎要把上海最高分“一网打尽”。
许德明：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流水不腐。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是大都市的集聚效应，是海纳百川的“人才高地”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精英，到上海这个大舞台上来一展身手。从“蓝印户口”到“上海绿卡”，上海的大门越开越敞，越来越多的“新上海人”，把家、把事业、把明天，扎在了上海，他们的成功赢得了上海人的尊重，而取长补短共同的成功，赢得的是“上海人”整体的素质提升。
回眸：去芜存菁
对“上海人”的议论，事过境迁。上海人在“变”，去芜存菁。什么是“芜”？什么是“菁”？如今在日益成熟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看，“精明”，又何尝不是效益；“听话”，又何尝不是规范。而那种被泛化到一切人际关系中过了头的“精明”，那种被禁锢心志而过了头的“听话”，当去不存。
记者：对“精明”和“听话”的不同见解，是否有区域文化差异的因素？
曹景清：我曾经对此调查发现，当时外地朋友崇尚“酒碗一端，合同签完”的粗放，可上海人偏偏喜欢“亲兄弟明算账”，谈判桌上锱铢必较，这就容易让一些豪放的外地朋友觉得太“精明”了。精明就是精细明晰，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可以这么理解，“精明”是效率，“精明”是效益。
周瑞金：那时候也有些朋友总认为上海人谨小慎微，过于“听话”。就城市整体而言，上海少有“打擦边球”的举动，但也罕见“吃拿卡要”的门槛阻碍，这不是“胆小”是“规范”。规范就是环境保障，规范就是政策到位，规范就是法制完善，规范就是行为诚信。上海是用卓著的“规范”来招商引资，“慢”了一时，快了长久。前不久北大组织选评，上海的商业诚信度，全国第一。
吴晓明：五口通商，独发上海，特殊的条件，特殊的艰难，特殊的机遇，造就了上海人特殊的精明与规范。一个社会的现代性，它强调合理的抽象的可度量的“形式化”规则，“精明”是经济上的抽象，“规范”是法律上的合理，只有如此才能保障效率与公平。“重商”的市场经济，与“重农抑商”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格格不入。几千年里，中国的商人什么地位啊？曾经同奴隶、逃犯一样，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甚至曾经法令规定，商人上街，脚穿的必须是两只不同颜色的鞋子。后来几十年，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自由交换的商业因素不可避免被压抑，自家养点鸡鸭都成了当割的“资本主义尾巴”。中国农耕文化造就的“人情意识”，一经与开风气之先的现代商业文明遭遇，“粗放”与“精明”、“人情”与“规范”的碰撞，也就在所难免了。
许德明：当然要注意，不能把经济交往中的“精明”泛化到一切人际交往中，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冷漠、变得隔阂，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精明”用错了地方，那就成了自私和小气。存菁去芜，这十年，上海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上海巨变的腾飞中，充分施展“精明”的同时，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扬弃，不断地从精明、聪明到高明。
再构：与时俱进
人是一切因素中最可宝贵的，人的文明程度决定着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而城市发展的目的，正是为了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个宏伟的战略目标———力争２０２０年把上海建成“四个中心”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个更高的文明素质建设要求，摆在了新世纪的上海人面前。
记者：建设“四个中心”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新世纪上海人应具备怎样的精神面貌、文明素质？
许德明：新世纪伊始，上海开展了一场“面向新世纪的上海人精神”大讨论，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敢为人先的创新勇气，爱国敬业的责任意识，与时俱进的学习态度，诚实守信的合作精神，海纳百川的宽宏气量。
周瑞金：在“上海人精神”的讨论之前，《解放日报》还组织过“上海人形象”大讨论，当时市民反响热烈，来信堆积如山。一个社会的人格精神，不是“平地起高楼”，而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积累的继承性发展，正是在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扬弃中，上海人不断地重构和完善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市民品格。
吴晓明：上海人精神文明的提升，是以这座城市形态和功能的不断现代化为支撑。过去，司空见惯四世同堂的住房，一平方米车厢要插３０只脚的交通，上海人身心怎么可能舒展从容？而如今，拥有更多精神呼吸空间的上海人，心态、气度、胸怀、视野，远非当日可比。从“焦虑抑郁”到“自信大气”，这种变化所焕发出的城市能量，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精神原动力。
曹景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海人经历着从“单位性”向“社会性”的转变，犹如城市肌体细胞的社区，正成为提升上海人文明素质的重要新阵地。十年里，１３００万平方米的社区图书馆、文化馆建起来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文艺火起来了，深入浅出的社区科普热起来了，社区中的上海人，享受着文明的熏陶，感悟着交流的愉悦。
许德明：一百万志愿者，是上海人精神文明建设中一道极具深意的亮丽风景线。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市场活动、政府活动、志愿者服务等公益性活动，是现代社会中三个不可缺少的支撑点。服务社会，帮助他人，无论是ＡＰＥＣ会议、财富论坛，还是平日的扶困帮贫、关爱送暖，上海人争当志愿者。这涌动的“一百万”，体现的是一种现代都市精神，体现的是现代都市市民的道德取向。
程乃珊：世界一流的“四个中心”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然要求市民具有相应的现代综合素质。面临入世挑战，遭遇知识爆炸，“精明”的上海人与时俱进，比任何时候都重视学习。去年，申城有２５０万市民利用业余时间，自发参加各类非学历教育培训。学英语、学电脑、学管理、学技能、学艺术……从公司经理到政府公务员，从流水线工人到个体业主，从商店营业员到沪郊农家，申城扑面学习风。
许德明：上海的目标早已确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如何实现目标？根据市委要求，上海应该进一步构建“三种文明”：巨楼美厦、大桥高架的形态文明，高效、齐全、周致的功能文明，胸怀宽广、道德高尚的人的素质文明。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说到底是人的境界、人的素质、人的文明程度的竞争。上海人，正是用他们不断求新、求深、求高的“变”，承继着先祖的精华，搏击着时代的巨变，努力着自身的超越，坚实地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